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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中的双羊纹牌饰连接起远隔千山万水的匈奴与岭南

  • 2020-04-23
  • 来源: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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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匈奴,可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同时,也会让人想起李广、卫青、霍去病。北方宽广无垠的大草原,孕育了彪悍骁勇的匈奴人,在大约2000年前那段漫长的时间里,成为汉朝的强敌。但你有没有想过,远隔千山万水,匈奴和岭南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广州的考古宝藏——西汉南越王赵眜墓中,就发现了带有匈奴文化风格的器物,而且数量还不少。

  在广州发现了北方风格的双羊纹牌饰

  经由科学的考古发掘,考古学者们在南越王墓中发现了双羊纹牌饰3对,龙龟纹牌饰2对,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编《西汉南越王墓多元文化研究》称:“这5对鎏金动物纹铜牌饰具有浓郁的匈奴文化色彩”。

双羊纹牌饰

  其实,类似的铜牌饰在广州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还曾经发现过3对,图案与南越王墓中的3对双羊纹图案十分相似,“双羊纹是匈奴铜牌饰中常见的图案,而南越王墓中的2对龙龟纹图案的铜牌饰,至今在其他地方还较少发现,因而弥足珍贵”。1983年和1985年,在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村发掘的一处匈奴墓,出土了许多铜牌饰,其中就有双羊纹和龙龟纹,而且大小、纹样都与两广地区所出土的相同。

  秦汉时期,匈奴势力达到鼎盛,东灭东胡,西平月氏,其势力东到辽东,西达西域,北及俄罗斯境内南西伯利亚地区。他们创造的以动物纹为特征的匈奴艺术,影响波及整个欧亚草原。这种以作为衣服革带装饰物的长方形青铜透雕牌饰最为典型,也最引人注目。这些青铜透雕牌饰在考古文献中通常被归入“鄂尔多斯铜器”之列,在匈奴曾经活动过的广大区域都有大量出土,其图案题材有双马、双牛、双羊、双驼、双鹿、双鸭、双龙、三鹿、虎豹、虎马、虎羊、虎鹰、虎驴、犬马、龙虎等,种类繁多,制作精美,但在汉族活动地区所见不多。我国南方几个主要发现地——广州地区、广西平乐银山岭、云南境内西汉前期墓葬,该是这种铜牌饰流传最南的区域了。

  在南越王墓墓主的玉衣面罩上,有8片羊头纹杏形金叶装饰品。学者指出,以动物纹为特征的金银装饰品在内蒙古地区多有发现,是匈奴文化遗物中很有代表性的艺术品。它们也可能是匈奴文化的遗物。

  蓝色平板玻璃牌饰是“带鐍”?

  南越王墓中还出土了嵌蓝色平板玻璃的牌饰11对。这批蓝色平板玻璃牌饰长约9-9.5厘米、 宽约 4-4.5厘米、厚约0.16-0.3厘米。每片玻璃厚度一致,均为长方形,表面均有灰白色的风化层。多数为成对出土。除去东侧室出土的2件没有镶嵌在鎏金铜框内外,其余皆以铸出的铜框将浅蓝色透明的平板玻璃镶嵌其中。铜框表面为穗状纹。平板玻璃底衬麻布一块,再嵌薄木板一片,其上再覆盖一块铁板,盖板当中有半环钮1对。西耳室出土的7对,以玻璃面两两相对,中间加以厚叠的细麻纤维或丝绵,然后逐对以丝绢包裹,放入竹笥内随葬 。

嵌蓝色平板玻璃的牌饰

嵌平板玻璃的牌饰

  按照学者们在《西汉南越王墓多元文化研究》中的看法,“这种牌饰在其他地方尚未发现,一般认为是仿匈奴铜牌饰而来,也是受匈奴文化影响的产物。但这11对与另外5对动物纹铜牌饰的最大区别还是它们的实用功能。这11对玻璃牌饰,有些每对其中一件的一侧有喙形钮,另一件的一侧有钮孔,表明它们不仅具有装饰意义,而且具有同带扣一样的作用。这种带扣,又可以称之为带鐍。”

  也有学者指出,墓中出土的平板玻璃牌饰每件都用丝织裹缠,表明是用作备件随葬。钮中有木条传贯,或者用丝带穿缚,但没见到有皮革的痕迹,所以和在宁夏、内蒙古秦汉时期的匈奴墓中发现做革带装饰用的铜牌饰有别。这类内嵌浅蓝色平板玻璃以取代动物纹样的,还是第一次见。而与之比较类似的有扬州发现的铜框镶嵌玉牌饰。由此推测,蓝色平板玻璃应该是为仿玉石效果而创造出来的。

  可能是征战的将士联系起匈奴和南越

  这些东西到底是哪里来的?专家们推测大约与汉匈交战有关。两汉出征岭南地区的两位最高统帅——西汉平定南越国的伏波将军路博德,东汉指挥平定交趾“二征”战役的马援,都有与匈奴作战的经历。由此不难推想,他们手下的将士中,应该也绝大多数跟着他们远征岭南,在战争中促成了两地文化的沟通与联系。

  还有一种可能是经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在今四川西部的交通走廊传来。长期以来,在这条走廊上,古代民族迁徙十分频繁。战国后南下的氐、羌等游牧民族把许多北方草原的文化因素带到云贵高原,传播给西南夷,再经西南夷东传到岭南地区。虽然有关他们南迁缺乏史书的记载,但从古代人类的流动情况看,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巴蜀和西南夷地区是沟通匈奴和岭南地区的桥梁。在西汉前期,巴蜀商人异常活跃,将蜀地的产品销售到中亚、东北亚等地,充当了岭南和西南地区走私贸易的主角。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们将蜀地的特产——枸酱经夜郎国贩运到番禺。汉代的牂牁江就是今天的珠江西江,是当时的枸酱贩运之路。

  公元3世纪末,就汉朝而言,面临的是“北胡南越”的局面。学者们指出,匈奴人和南越人对于这种天下大势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张骞出使西域,为匈奴所扣,“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可见匈奴对南越国的地理位置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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