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上，毛泽东以“塔”为喻讲阶级

　　“佛山工联会选送我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训练期间两个月，食宿自备……”这是第一届广州农讲所学员陈雄志记述的进入农讲所学习的经过。在1924年夏天，38名广东青年齐聚广州，翻开中国农民运动的崭新一页。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中共三大推动建立的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成果之一。今年恰逢农讲所纪念馆建馆70周年，当年的革命潮涌之地，如今已成为市民游客瞻仰先烈、找寻初心的重要文化景观。

　　农民运动是“新提出来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将精力投入到工人运动。然而“二七惨案”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战胜强大敌人，仅靠工人阶级是不够的。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有中共三大代表曾回忆，“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与会代表的重视，于是他受大会指派与谭平山一道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最终，会议通过了党史上的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此外，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些文件的通过，表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意义。

　　在国共合作前提下，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多地纷纷建立乡农会，农民成为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其中开办农讲所的建议，正是由共产党人提出的。曾任第一届农讲所主任的彭湃根据领导海陆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的经验，认为要把农运工作推到新阶段，须培养一批既能吃苦耐劳又有革命才干的农运干部，于是提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接受彭湃等的倡议，决定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彭湃、谭平山等人的积极筹办之下，仅仅第三天农讲所就开学了。

　　周恩来结合武装斗争实践授课

　　为人熟知的“广州农讲所”坐拥红墙黄瓦的建筑群，在建筑群门楼正中，悬挂着刻有周恩来手书的“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横匾。这座曾在清代用于培养秀才的番禺学宫，一度成为农民运动的摇篮：1926年5月，第六届农讲所在此举办，由毛泽东担任所长。而这只是当时农讲所曾使用过的三个所址之一。

　　在农讲所的教员中，不少都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谁对某个领域有实践经验或理论研究，就请谁来教授相应课程。如彭湃、阮啸仙这些“农头”，就讲农民运动课；李立三从事工运，就讲授中国职工运动；鲍罗廷、加伦等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也曾担任教员……其中，不少教员的授课方式都十分生动鲜活：毛泽东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会形象地用多层的塔来比喻层层阶级压迫，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出来；彭湃分享了自身经历，一开始搞农民运动时，他身穿白色学生装，头戴白通帽，农民一见他，都以为是来逼债收租的。后来，他穿上农民的衣服，戴上竹笠，打起赤脚（有时穿草鞋），和农民打成一片，一起锄地、挑粪；周恩来则结合参加武装斗争和领导东江地区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的联系。

　　在一届届办学中，共产党人对如何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理解愈加深入。第五届农讲所规定，入学对象必须是“中学毕业及有相当之程度”者。对此，农讲所纪念馆馆长颜晖解释，前四届学员“皆取材于纯粹农民子弟”，文化水平较低，即是彭湃所说的“仍然缺少能负起责任的领导者、组织家”。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全才”，第五届农讲所对入学者的知识水平有了较高要求。第六届农讲所进一步扩大招生人数和范围，成为办学时间最长、招生规模最大的一届。这些农讲所学员后来也成长为农民运动骨干，为革命斗争储备了强大力量。

　　广东为农讲所输送了最多学员

　　在共产党人主持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连续举办六届，培养农运干部约800名，使得农民运动迅速向全国扩展开来。如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王建功说：“经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的各地学员，像一颗颗红色的种子撒向了祖国大地。”

市民游客正在参观农讲所纪念馆

　　农讲所学员们在各地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农运机构、举办地方性农讲所、参加东征南讨、发动武装起义。第二届农讲所学员在1924年秋组成的“农民自卫军模范队”，是全国第一支农民自卫军。在广东的黄学增、陈伯忠、林道文等，在广西的韦拔群、林培斌等……农讲所学员在各地办了农讲所，又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农民运动骨干，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在这段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约1/4的农讲所学员献出了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为农讲所输送了最多学员，共计352人。今年3月，“广州农讲所历届学员足迹寻访项目”正式启动。寻访项目第一站，寻访团队走进南路革命发起地——雷州半岛。在雷州半岛中北部敦文村的黄学增（农讲所第一届学员，“广东四大农民运动领袖”之一）纪念亭内，敦文村文史馆长黄海分享了多年来研究广东南路革命者的所得；农讲所学员黄广渊等人在乐民所城打响乐民起义第一枪，在其旧址内、起义军转移的涵洞等处，黄广渊之孙黄东晓与海山村党支部书记黄红等人共同在探讨如何将红色历史与乡村振兴、文旅开发等结合起来……这一系列鲜活场面，正是广州农讲所红色印记如今仍焕发生命力的证明。颜晖表示，如何更好地保护、利用遗址、旧址、文物等红色文化资源，让它们变成社会大众的文化财富，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红色寻踪

　　大衣、灯盏等旧物镌刻革命年代的家国情怀

　　不久前，“红墙依旧——我和农讲所的故事”特展在农讲所纪念馆开幕。这是农讲所纪念馆建馆70年来首次举办的纪念馆历史发展脉络专题展览，将庄严古朴的农讲所红墙比喻为画卷，以此为载体展示负笈者、革命者、建设者和传承者等代表人物登上历史舞台后与农讲所的故事。

　　走进农讲所纪念馆，在一排排玻璃展柜中，可以逐一看到康富成牺牲时所骑马匹上的马褡子、冀三纲在农讲所时穿过的大衣、周性初使用过的陶灯盏，这些都是首次展示的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的旧物件。此外，还有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其鉴指挥作战时用过的怀表等文物，这些物件一下子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

“红墙依旧——我和农讲所的故事”特展复原了农讲所学员的生活场景

　　展览中让人记忆犹新的要数两组复原的简易盥洗设备：手腕般粗细的竹竿拼搭出“洗脸台”，四角的长竹竿撑起一个茅草顶；“洗脸台”上摆放着三个木盆，一条细绳系在台后两角的长竹竿之间，挂着三条白毛巾。馆内的金牌讲解员伍嘉希介绍，这是按照当年农讲所学员们学习生活时的场景复原的。

　　根据农讲所学员高布泽博的回忆，当时的课室设在番禺学宫的大成殿，课堂后的崇圣殿是食堂，东厢房则是学生宿舍。据一些老人回忆，展览中的盥洗设备在当时被整齐摆放在厢房廊下，供学员们使用。此外，当年学员们在这住宿，蚊帐是必不可少的“装备”。有时还会在大成殿前的木棉树底上课，高布泽博描述了当时场景，“（木棉树）把整个院子都遮得阴凉。同学们就散坐在地上。在大成殿的前面摆上一张桌子、一套粗瓷茶壶茶碗，毛泽东就站在台阶上讲课。”

　　漫步于展厅之中，通过文物展陈、互动多媒体技术，后人依旧可以沉浸式感受先辈们在革命年代的家国情怀。红墙依旧，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