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藏品助力文化传承 保险捐赠彰显金融担当——岭南金融博物馆隆重举行“接受王恒先生‘钱珊瑚’藏品暨国寿财险专项保险产品捐赠仪式”　　2022年9月2日，岭南金融博物馆隆重举行“接受王恒先生‘钱珊瑚’藏品暨国寿财险专项保险产品捐赠仪式”。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何华权、市管一级调研员王德昌、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迪士普音响博物馆馆长、广州市十三行博物馆名誉馆长王恒、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总经理李新功、广州市金易策划传播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军等领导、嘉宾出席了捐赠仪式。本次活动是近年来王恒先生第三次、国寿财险第二次向博物馆作相关捐赠，仪式由2022岭南金融文化大使选拔赛亚军邓玉洁（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分行）担任主持人，各相关单位代表及新闻媒体受邀参加仪式。　　何华权副局长在致辞中对王恒先生的慈善义举致以敬意，何华权表示，王恒先生的无偿捐赠彰显了他回报社会、助力文化传承、热心公益的高尚情怀。“钱珊瑚”展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盛景，为深入研究对外金融史、对外贸易史及海上丝路发展史等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依据，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研究价值，填补了岭南金融博物馆宋朝海上丝绸之路藏品的空白。“钱珊瑚”获国寿财险广州分公司捐赠保额达2900万元的保单，刷新了博物馆单件藏品的保额之最，极大地鼓舞了博物馆不断努力开展藏品保护工作的信心。何华权强调，接下来博物馆将持续深挖藏品所承载的岭南金融历史文化精神，讲好讲活岭南金融故事，大力推动金融文化事业发展，助力增强广州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软实力。　　在捐赠仪式上，王恒先生正式向岭南金融博物馆捐赠了珍贵藏品“钱珊瑚”（因造型奇特，又名“金钱龟”）。“钱珊瑚”藏品出水于我国西沙海域，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沉船的铜钱与珊瑚结块，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命名该藏品学术名为：“北宋铜钱水下沉积结块”。“钱珊瑚”见证了中国古代铜钱在世界贸易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广州自秦汉以来即为对外贸易的大港，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把“钱珊瑚”与古代广州城市地位比照印证，对研究海上丝路具有较高的价值。　　王恒先生在发表感言时，对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和岭南金融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予以肯定和赞扬，这也是他选择将喜爱的“钱珊瑚”藏品托付给岭南金融博物馆的根本原因。王恒先生同时对专项保险产品的捐赠单位国寿财险广州分公司表达了谢意，并表示自己将持续关注岭南金融博物馆的发展，为助力推动岭南金融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　　李新功总经理在发言中表示，国寿财险广州分公司作为中国人寿驻粤成员单位，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为己任，坚持听党话、跟党走，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情怀。此次保险捐赠活动是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和国寿财险广州分公司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重要抓手和创新举措。今后，国寿财险将继续建立健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以专业产品协助岭南金融博物馆提升安全防护水平，进一步加强岭南金融历史文物保护工作，弘扬金融正能量。　　现场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管一级调研员王德昌与王恒先生签署了藏品捐赠协议，金易策划董事长叶军与国寿财险广州分公司总经理李新功签署了保险捐赠协议，何华权副局长为王恒先生、国寿财险分别颁发了捐赠荣誉证书。　　王恒先生对岭南金融博物馆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2018年，就已捐赠103件（套）藏品，涉及货币、近代金融工具、近代金融证券、契约、通草画、广彩瓷器等。2021年，再次无偿捐赠97件（套）藏品，包括清代至民国的铜胎画珐琅、广彩、漆盒、牙雕、折扇、刺绣、银杯、通草画等。此次捐赠的藏品“钱珊瑚”，更展现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厚重历史魅力。　　文物保护和藏品维护工作的落实，是博物馆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更好彰显文物和文化遗产价值内涵，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国寿财险长期致力于公益事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连续三年为岭南金融博物馆捐献财产保险及公众责任险，累计提供保障6000万元。此次又为“钱珊瑚”捐赠保额2900万元的高额保单，刷新了岭南金融博物馆单件藏品的保额之最，有效助力健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提高了文物安全防护水平，为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和坚实的后盾。　　岭南金融博物馆隶属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为华南地区首家综合性金融行业博物馆，是省市区共建的重点金融文化项目，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流水井大街29号庐江书院旧址，占地面积约19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于2019年4月11日起正式免费向公众开放。馆内以“先行、担当与创新”为主线，分为货币、银行、传统金融、证券、保险、对外金融、广州金融等七大展厅，以“岭南”作为最大地理空间，涵盖广东、香港、澳门、海南、广西等区域，上限最早追溯至南越王先祖政权建制之时，宏观展现与岭南金融有关的重要史实、事件、人物及相关文物等内容，是广州金融文化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正逢建设“十四五”规划的关键时期，相信随着像“钱珊瑚”一类重要藏品的不断充实，博物馆藏品规模将不断扩大，向观众展现的内容也会愈加丰富。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将继续加强金融文化建设，深挖金融文化内涵，将岭南金融博物馆打造成为岭南金融文化的溯源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文化的新地标以及弘扬岭南红色金融文化的新阵地，助力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提升广州金融国际传播力。　　背景链接1.王恒先生简介　　王恒先生，祖籍广东河源。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迪士普音响博物馆馆长、广州市十三行博物馆名誉馆长。长期从事声频工程专业设备的研发生产与公共广播系统工程专业技术研究工作，先后荣获中国电子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三等奖、广东省文化遗产保护突出贡献个人、中国演艺设备行业突出贡献人物、2016“首届广东省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家”等荣誉。　　王恒先生大爱无私，长期坚持公益事业，捐资建学、为家乡架桥铺路、参与扶贫等，先后被中国文明办、广东省文明办、广州市文明办评为“广州好人”称号。多次向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岭南金融博物馆等无偿捐赠珍贵历史文物，正因他的善心义举，让更多人民群众通过藏品了解到了岭南浓厚的金融历史，珠江帆影、海上丝路的繁荣岁月跃然馆内，让城市的记忆更加丰富鲜活。王恒先生以“粤商”之名为岁月留声，以个人义举树商人典范，守护了岭南文化的瑰宝，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　　背景链接2.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简介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是中国人寿财险的地市级分支机构，始终坚持高政治站位，履行央企社会责任，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为穗莞深城轨、广州地铁、广州西塔、财富广场等大型基建项目提供优质的保险服务。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向参与抗击疫情的应急救援救助的医护人员赠送“抗击疫情专属保险”，并推出多项措施，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为广州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寿财险广州分公司向岭南金融博物馆捐赠连续三年的财产保险及公众责任险，累计保障额度6000万元。同时，单独为馆藏“钱珊瑚”捐赠财产保险、公众责任保险及多种附加险，累计保障额度2900万元。捐赠的保险为藏品和游客的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为讲好岭南金融故事，切实发扬藏品承载的岭南金融文化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寿财险广州分公司始终秉承“成己为人、成人达己”的价值观，以“依法合规、创新驱动”的经营理念和“诚实守信、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为基础，以优质的服务回馈各界人士和广大客户的关爱。　　背景链接3.“钱珊瑚”历史故事背景介绍　　一、两宋时期铜钱外流的原因　　两宋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极大刺激了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为满足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宋代统治者大量铸行钱币。大量钱币的铸造，为铜钱流向境外提供了前提。这一时期，宋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和周边国家的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对货币需求量不断增加。但由于自身条件所限，货币铸造量或少、或质量差，难以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所以其他地区不得不引进宋朝铜钱为其所用。宋铜钱币值稳定、信用良好，这是当时宋境外各国所不具备的，不可否认，这也是导致宋朝铜钱外流的关键原因。再加上宋铜钱在境外购买力大于境内，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商人们便不顾一切地冲破宋朝的官方法禁，致使宋铜钱外流到境外周边国家。　　二、铜钱外流的途径　　两宋时期的铜钱外流有陆路和海路两种途径。宋铜钱在陆路主要经由边关地区流出境外，海路外流的铜钱主要由各港口流出境外。　　宋代海上贸易兴盛，《宋史》卷一八六《食货·互市舶法》载“宋初，凡大食、古逻、阁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等物。”说明宋初即有铜钱通过海路外流。由于贸易的繁盛，兴发起来了不少的港口，其间重要的港口有：北宋时期的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泉州和密州板桥镇；南宋时期则增加了温州、青龙镇（即通惠镇）、江阴军（今江苏江阴市）等。　　广州自秦汉以来即为对外贸易的大港，唐代尤为兴盛，早在唐玄宗开元之初，即设置了市舶使，以管理当地的海外贸易。进入宋代后，广州是设置市舶使最早的地方。对外贸易的商船队伍从广州港口出发，穿越南海到达中南半岛，往南可以到达东南亚诸国；往西穿越马六甲海峡，再由此出发，便可以到达包括印度、东非、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在内的整个印度洋沿岸地区，再经过分支商路，抵达北非和近东地区。　　三、铜钱外流的形式　　两宋时期，宋朝铜钱到底是通过哪些方式流入到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乃至海外诸国的呢？从文献记载来看，宋朝铜钱外流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赏赐，二是贸易，三是走私。　　（一）赏赐　　宋朝时期，政府对来朝贡的“列蕃”莫不厚礼相赠，甚至以高出贡品几十倍的代价作赏赐。铜钱是回赐商品中很受欢迎的一类，其数量并不大，但有时也达到上万缗的数目。如《文献通考》记载，元丰二年（1079）又赐给三佛齐六万四千缗。“赐三佛齐国进奉钱六万四千缗。哲宗元祐四年（1089）知杭州苏轼曾指出“熙宁以来，高丽屡入贡，至元丰末十六七年间，馆寺赐予之费，不可胜数……朝廷无丝毫之益， 而远夷获不货之利”。后来，宋政府严格限制朝贡贸易，规定了各国朝贡的人数和规模，以减少回赐的数量。　　（二）贸易　　宋朝通过贸易也造成了一定数量的铜钱外流。例如辽朝在与宋王朝的贸易中，以羊、马之属，“皆私易以中国之实钱”,并且有目的地规定，铜钱只许流入而不许流出。越南“贸易金香，必以小平钱为约，而又下令其国，小平钱许入而不许出”。南宋理宗淳佑年间（1241-1252），日本商人在温州、台州一带交易铜钱，导致“合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　　（三）走私　　在贸易活动中，宋政府是主体，因而贸易中的铜钱外流较能受到政府的控制。而唯一让宋政府束手无策的就是铜钱的走私。这也是铜钱外流最大、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历史记载“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 番舶在市舶司管理不及的地方贩运铜钱，逃避检查。宋朝铜钱走私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方法之一是潜藏于船底，“检空官一过其上，一望而退，岂尝知其内之所藏为数浩瀚”，其实“船底莫非钱也”。方法之二是事先“积得现钱或寄之海中人家，或埋之海山险处，或预以小舟搬载前去州岸已五七十里，候检空讫，然后到前洋各处逐旋搬入船内，安然而去”。方法之三是“其归船撑去隔二三十里，所差官检空不及”。方法之四是在境内将铜钱熔铸成铜器，再运到海外。方法之五是“或作随身衣装”，藏于衣服中带出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