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广州 古城址中的变迁密码　　广州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自公元前214年秦将任嚣建城以来，在2200多年的时间里，她经历了漫长的繁荣，也经历过暂时的低谷；充当过排头兵，也做过中转站；有着鲜明的海洋性格，又与深广的内陆连成一体。从两千多年前南海之滨的那座小小城市，发展到今天数千平方公里面积、千万级人口的大都市，无论历史风云怎样变幻，广州依然是广州。　　而广州文明的源头远不止此，至少在五六千年前，人类便已熟练地在这片土地上游走，建立起聚落。　　城市之兴，初期的关键因素是择地和功能定位，继后的发展走向，既与早期的定位相关，也取决于自然环境、技术发展、产业变迁等因素，长期保持“高光”的极少。　　那么，能一直作为“参赛选手”留在赛道上的广州，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密码？她的形态变迁又是怎样与不同时代的潮流匹配？面向未来，传统的智慧又能给出怎样的答案？　　广州2200多年城址未移、中心无改，世界罕见　　广州地处中国三大水系之一的珠江入海口，南邻大海，北通中原。距今五六千年前，此地已有人类聚居生活。先民们逐水而居，向海而生，创造出开放、开拓的地域文化。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建立蕃禺城；公元226年，三国东吴分交州置广州；广州2200多年来城址未移、中心无改，世界罕见。而且“通过海路与世界各地开展经济贸易交往、技术文化交流及人员和平往来活动，联通中国与世界，2200余年从未中断”。　　这样一种文明的形态，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说蕃禺城的建立标志着广州真正意义上“城址”的出现，那么在它之前的“广州”究竟是什么样子？对后来广州城的发展，又构成了怎样的影响？　　“百越”文化圈的形成　　在《何以广州的考古学观察》中，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写道，“随着进入21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广州地区众多考古发现的陆续面世，让关乎‘何以广州’‘何以南越国’的答案逐渐明朗起来。”　　张强禄指出，认识广州及以广州为腹心的珠江三角洲的历史发展脉络，至少要把它置于岭南这一面向南太平洋的广阔区域里去理解。“岭南”是指北倚五岭，南临南海，历史上含今广东、海南全部，广西大部等地的地理单元，是先秦百越族群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　　珠江三角洲是西江、北江共同冲积成的大三角洲与东江冲积成的小三角洲的总称，是放射形汊道的三角洲复合体，大致在距今6000年前后开始形成，“广州基本上处于珠江三角洲的腹心位置，三江汇总之地，一方面依托三角洲平原可以掌控较为丰富的物产资源，另一方面又是北往、西联、南下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连接东南亚的重要桥梁，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张强禄指出，广州地区史前和先秦的遗址中，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是位于增江下游的增城金兰寺第一期遗存，年代约距今6000～5500年，从出土的彩陶等，能看到长江中游洞庭湖地区对其的影响。　　进入到距今5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广州地区史前遗址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增加，如作为“广州史前文化大发展的开始时期”的从化横岭遗址，以及从化狮象遗址，黄埔马头庄遗址、陂头岭遗址、茶岭、甘草岭、沙岭遗址，白云龟岗遗址，增城浮扶岭遗址、金兰寺遗址、松丁山遗址等，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态势，文化面貌呈现出与长江下游环太湖平原密切交流的特点，能看到崧泽-良渚文化的影子，突出地表现在琮、钺、镯环等玉石礼器方面，这也应当是“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的“百越”文化圈开始形成的时期。　　神秘的“夔纹陶古国”“缚娄国”　　夏商时期，以广州为腹心的珠江三角洲尤其是环珠江口地区，“一方面继承并发扬其几何印纹陶、有肩有段石器的‘百越’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经由长江中游地区主要通过玉石礼器穿针引线建立起与中原夏商文明的联系。”　　西周春秋阶段是广东考古界通常所说的“夔纹陶时期”，社会发展阶段已进入“古国”的时代。张强禄指出，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博罗西部和增城东部的东江下游流域应为这个“夔纹陶古国”的中心区域，博罗横岭山墓地为其最高等级的代表。而增江中游东岸的浮扶岭墓地则是广州地区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且分布最密、出土器物最为丰富的墓地，清理出近500座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这一时期在广州流溪河流域和增江流域不仅遗址或遗物点的数量大大增加，经勘探发掘确认的单个遗址的面积也比夏商时期的大很多，说明当时人口规模和社会组织结构都有很大的发展。　　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进入西周以后，“珠江三角洲首次真正意义上确立了其作为岭南经济文化中心的引擎地位。”而从广州东北方向的博罗西部到增城东部一带，直至战国晚期都依旧是珠三角经济文化中心，或与传说中的“缚娄国”有关系。　　战国 岭南都会的文化基础和地理因素已具备　　进入战国以后，岭南逐渐形成了南越、西瓯、骆越为主的三大族群，“而聚居于广东大部、以珠三角为主要分布区的南越似乎是领跑者，并最终成为秦定岭南后岭南三郡中的首郡——南海郡。”张强禄认为，这个时期的文化面貌显现出东西汇流的态势，一方面与战国初期发生在五岭以北的“楚灭越，越以此散”和楚悼王吴起“南平百越，席卷沅湘”的历史大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应与距今2500年前后珠江三角洲地形地貌基本成型有关。广州“三江汇总”之地的区位优势由此显现出来，岭南都会的文化基础和地理因素都具备了，华夏文明“重瓣花朵”最南边的岭南，到战国晚期基本整合为一个文化圈，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南海、桂林、象等三郡，不设郡守，由南海尉统制三郡，南海郡郡治番禺（今广州），由此确定了广州两千年以来作为华南“C位”的基调。　　张强禄指出，从史前到战国晚期，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珠江三角洲地形地貌发展定型，同时在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乃至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长期浸润和影响下，岭南大地多样性的考古学文化和“百越”族群也像滚雪球般不断整合，大致到了夔纹陶阶段的西周中期，岭南地区就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为“引擎”的发展格局。而最终随着秦定岭南，广州乘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进一步成为这个“引擎”的中心。　　从“任嚣城”到唐五代 慢慢变化的城市　　专家指出，番禺城建设的历史，始见于《淮南子》《史记》《汉书》等文献。晋代以后的地方志中，广州开始以楚庭、羊城（又曰羊石）、南武城、穗城、仙城、任嚣城、赵佗城、越城等早期的名称出现。　　从目前发现的史料和考古出土文物来看，秦汉时期南海郡尉任嚣和赵佗所筑的“蕃禺城”为广州最早的城。任嚣所建番禺城（又名任嚣城）规模较小，但南临南海，靠近越秀山、甘溪水道，防御以及取水都比较容易。继任南海郡尉的赵佗，兼并桂林、象郡后自立为南越武王，以番禺为都，将任嚣城周长扩大为十里，总面积约0.4平方公里，约为今天越华路、吉祥路东侧、惠福东路、旧仓巷所包围的区域。　　1975年，广州考古工作者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南越国宫署遗址的砖石走道，首次确定了南越国都城的真实坐标。据《广州城防史迹调查与研究》，2000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惠福东路与西湖路之间的光明广场建设工地发现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上有关楼，也是南越国都城“番禺城”一段南城墙遗址，由此明确了南越国都城的南界。　　2010年-2011年，在越秀区中山四路南侧、长塘街西侧的东山印象台建设工地发掘出的一段建于东汉晚期、东晋时加以修补、南朝时又进行过两次扩建的城墙角台基址，不但确立了东汉番禺城的东界和南界，而且被发现是建造在河滩淤泥之上，可见当时的地理环境与今天是大不相同的。此前1996年在教育路东侧、中山五路南侧发掘东汉城墙，当为广州城西城墙；2005年在旧仓巷西发掘东汉城墙，应该是东汉广州城的东城墙。　　2010年-2011年，“泰元十一年”城墙遗址的发现，加上1996年、1998年在中山五路南侧，2005年在旧仓巷西侧发掘的两段城墙，确认了晋、南朝时期广州城的西、东、南界。　　隋唐时期，广州城在原有基础上略向南发展，城区范围变化不大。1998年在仓边路、2005年在旧仓巷西分别发掘了唐代的东城墙；2001年在西湖路光明广场发掘唐代城墙，应为广州的西城墙。2004年，在文德北路东方文德广场工地发现了唐末五代的南城墙。　　从宋到清 城墙的巅峰与“开马路”的先声　　宋 “三城”格局形成,奠定此后广州城的基本格局　　广州的建城史上，宋代是个格外重要的时期。　　专家指出，广州濒临海洋，每逢夏秋，飓风大雨，经常导致城墙倒塌。北宋仁宗统治时期（1023-1063），岭南战事频繁，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军队和坚固的城池，宋朝对岭南的统治遇到严重威胁，广东地方官员奏报朝廷添修城墙。庆历四年（1044）经略使魏瓘加筑广州统治机关所在地“子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在子城东面扩筑“东城”，次年又筑“西城”，由之形成广州“三城”格局、此后相当长时间又多次进行城墙增缮或大修。可惜这座壮观的城池最终毁于南宋末年的兵火之中。　　1972年7月，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广州越华路西段，发现宋城墙遗址。城基的底部铺一层长方形和梯形的红砂岩石块。在这层基石之上砌起砖墙，两边用砖，中间以残砖与土填塞。少数城墙砖在扁平一面有“水军修城砖”或“水军广州修城砖”等藏印，说明为当时广州水军烧造。有的在砖侧印“番禺县”三字。就目前所知，北宋初年，广州的子城还是版筑的土城，熙宁元年（1068）始改筑为砖城。　　1998年，广州仓边路和越华路交会处、银山大厦附楼所在地考古发现城墙，应为宋代东城的北城墙。之后，在越秀北路发现宋代东城的东城墙；2007年，在广州中山四路长塘街西侧发现宋代子城的东城墙，等等。而2015年在越秀北路清理出宋代东城的东北角台基址，确认了宋代东城的东北角，修正了文献中关于宋代广州城东界的记载。　　宋三城奠定了此后广州城的基本格局，三城功能清晰：子城为官衙所在，东城为商业区，西城为蕃汉杂居地，珠江沿岸形成沿江商业区，其总体范围大约北至今百灵路、越华路、豪贤路一线，南至今大德路、大南路、文明路一线，东至今越秀路，西至今人民路。　　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地图《禹迹图》（局部），刻于1136年，作者不详。以今人眼光来看，这很像是一幅寻宝图。图上，梅、潮、循、新、端、英、绍等地区尽然涌现，甚至罗浮山也赫然在目，而广东两字尚未出现，广州更只是以“廣”记之。　　元 迄今未发现明确的元代广州城墙遗址　　元代广州城池沿袭宋代规制，但城门名称有改易，如西城的和丰门改为中和门、南门改为小市门、朝天门改为顺天门：东城的东门改为正东门；子城的南门改为正南门。后人谓元代“三城低矮”。迄今尚未发现明确的元代广州城墙遗址。　　明清 广州城大扩展,迎来新面貌　　明清时期是广州城的又一次大扩展。明洪武十三年(1380)永嘉侯朱亮祖将宋广州三城合而为一，并向北扩到越秀山。清代广州城东到东濠涌、西到西门口、南到今万福路和一德路、北到越秀山。《广州城》（局部 佚名），约18世纪，纸本设色。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把越秀山上的镇海楼与禁钟楼（岭南第一楼）、海山楼和拱北楼合称为广州城“四大崇楼”。镇海楼被誉为“岭南第一胜概”，也是当时广州城区的制高点。咸丰六年（1856），英法侵略军兵临广州城下，清廷在镇海楼筹议战事，镇海楼一度有“筹边楼”之称。现镇海楼旁还保存一段明城墙。19世纪末，清朝文人绘制的一幅山水画风格的地图，图上水道斗折蛇行。图中可见陈氏书院与广雅书院已然存在。　　1912年，广东军政府发动拆除广州正东门城墙，是为拆城开马路的先声。而“广州城”也将以另一种面貌，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