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全国较早开展城市考古的城市之一秦汉考古贯穿了广州百年考古　　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在国家博物馆刚刚开幕的“海宇攸同”展，是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在国家级文博平台上的第一次系统性展示。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秦汉时期的广州、岭南究竟是怎样的面貌？广州的秦汉考古在全国来看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记者专访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易西兵。　　秦汉考古是广州考古的重中之重　　易西兵说，广州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现的秦汉时期的墓葬，包括南越国、西汉中晚期和东汉，大概在2000座左右，数量不少。　　“秦汉考古是广州考古的重中之重。可以说秦汉考古贯穿了广州百年考古”，易西兵说，1916年在东山发现了汉代的大墓，曾引起了梁启超、王国维这些大家的关注——一开始它被认为可能是南越国君赵胡冢，后来虽然证明不是，但也代表了大家对南越国的一种情结。虽然这次发现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只是一次工程施工的发现，但很幸运的是当时的广州文庙奉祀官谭镳认识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和它相关的一些东西。关于南越国，据麦英豪先生的统计，《史记》加《汉书》总共也就5000多字，还有很多语焉不详的地方。有关它的很多细节，需要靠考古资料来填补。　　1953年1月发掘完成的西村一号墓，是秦墓，发现了“蕃禺”漆奁。这让我们对秦平岭南、南越立国、汉平南越的历史，对南越文化怎样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融入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有了更深的认识。后来在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考古学者们的努力下，从1953年到1960年发掘的409座汉墓当中，南越国的墓葬占了182座，差不多一半，给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蕃禺”铜鼎　　1975年广州在发掘秦代遗迹的时候，发现了南越国宫署的地面，“所以我们现在讲南越国宫署的考古，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算。”但真正展开系统、科学的发现，要到1995年了，发现了石构水池，1997年发现了曲流石渠，2000年发现了宫殿遗迹……这些王陵、宫殿、水闸、臣民墓葬，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考古体系。我们就能直观地了解赵佗当年“和辑百越”的很多细节，看到南越文化和楚文化、巴文化、吴越文化、草原文化、海丝文化等的互动，让历史场景变得鲜活而生动。　　易西兵表示：如果我们从秦汉再往前看一点，从“大河文明”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我觉得除了长江、黄河之外，珠江文明、辽河文明也肯定是够得上的。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互动，比如我们最近发现的良渚文化的玉琮，商时期的牙璋，都是证明。正是几千年的发展，人群的交流、互动、迁徙，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体系。所以考古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实证，而且能够承载这样一个发展和融合的过程。　　出土文物里看出广州的“国际范儿”　　易西兵表示，南越王墓没有发现之前，很多人都觉得广州没有什么东西，但后来不断有发现，而且确实能够与史书相佐证。　　这次“海宇攸同”展三家文博单位一共带来了332件/套文物，易西兵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第一是有关南越王的珍贵文物，仅南越王墓出土的一级品就来了36件，这些文物比较精美，引人关注。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有关越文化的文物，比如印纹陶器，瓮、五联罐等，可能在岭南以北的地方不多见。第三个是那些新出土的文物，比如2020年出土的鸮形五联罐，还有金饼，非常精彩。各式各样的陶熏炉和乳香　　易西兵还特别推荐了汉武帝灭南越之后一段时期内常见的一些随葬明器，包括仓、灶、井、屋、船等，还有陶俑。它们既有汉文化的因素，又充分展现了地域文化特色。与陕西、河南等地的同类文物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广州的这些东西规模上不算大，但很写实，比如房子里饲养的六畜，比如灶台上的猫，甚至老鼠都有，观察很细致，很有生活气息，让我们看到汉代岭南社会的缩影。　　海丝文化也是值得关注的部分。易西兵说，海丝的开辟现在公认是秦汉时期，它的开端、发生、发展到鼎盛，广州从未缺席过，“广州在汉代是‘九大都市’之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线城市。”南越国宫署的石构建筑、建筑风格，也可能和海外的影响有关。　　广州出土的胡人俑灯非常有特色。这代表了在汉代有大量域外的人生活在这里，“它实际代表了一种‘国际范儿’。一个都会，它是不是具有了国际都市的形态，对域外人种的吸引力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易西兵说。托灯胡人俑是广州海外交往的佐证　　“越人善舟楫”，易西兵说，广州的陶船数量发掘虽然不多，但在全国来看是领先的。广州地区水网密布，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它既说明了当时的岭南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也让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其中一部分已经拥有了海上航行的能力，成为海丝开拓的重要工具。1955年在广州沙河顶发掘的东汉陶船，后来入藏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这次原件也展出了。它“前有锚，后有舵”的这种技术，领先欧洲1000多年。广州出土的东汉陶船　　广州原址保护的重要考古遗址超10处　　易西兵指出，广州是全国较早开展城市考古的城市之一。早在1953年，广州就掀开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的序幕；1961年的《新中国考古收获》里面，广州是被列为中国城市考古的“重要据点”；2005年，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把广州列为全国城市考古的一面旗帜。多年来除了南越王墓、宫署，北京路千年古道、南汉二陵等代表性的发现，广州在考古成果的科学研究、出版传播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1981年出版的《广州汉墓》，是全国比较早出版的考古专题报告之一，树立了秦汉考古出版物的一个标尺，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力。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广州在发掘的过程中，比较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一个例子是南越王墓，当时发现后，麦英豪先生就力主在原址建立博物馆，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最终我们有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让出土文物在原址得到妥善的保护和展示。大家知道解放北路是在市中心，当时象岗山在进行的工程又是政府工程，但广州还是下了决心建博物馆。　　南越国宫署遗址的保护影响更大，要补偿投资方，但广州还是决定收回地，原址保护。2000年发现了宫殿遗址，又决定把儿童公园搬迁。还有南越木构水闸遗址发现后，广州是通过对商业楼宇的功能调节，对文物进行保护。又如北京路的千年古道已经成为广州标志性的历史文化地标，在全国都有影响力，与繁荣的商业文化交相辉映。　　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寸土寸金，能下这些大决心，还是因为有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保护之心。　　“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广州在原址保护的重要考古遗址，应该超过10处”，易西兵说，还有一些是暂时回填的、迁移的，“它们确实在广州树立了亮丽的历史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