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海渐开一脉 渊源有自来　　广州，一座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打造诗词之都，渊源有自来。　　自汉杨孚，至唐张九龄，到清初屈大均，无数广府前辈的诗文与人格，深深植根于岭南文化的深厚土壤。杨孚画像　　近代诗人沈汝瑾曾有句：“珠光剑气英雄泪，江左应惭配岭南。”可见在他眼里岭南诗歌的地位。　　《全粤诗》序中这样写：“岭表骚坛，别辟蹊径，既承中原统绪，亦注百粤宗风，从此艺苑添我新花，诗海渐开一脉。”广州诗词发展文化脉络，在此梳理一番。　　秦汉：涌现经典篇章　　广州早在先秦就涌现了如《南海仙人祝辞》这样的经典篇章，诗曰：周夷王时，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骑羊亦各一色，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与州人，且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红棉碧峰图》 叶梦草（清）　　汉初比较有名的诗歌当属《越人土风歌》：“其山崔嵬以嵯峨，其水溢遝而扬波，其人厽砢而美多。”两汉时期更是涌现出了杨孚、郭苍、牟融等当时影响全国的著名诗人、学者。　　杨孚为东汉时南海郡番禺县漱珠岗下渡头村人(今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道下渡村)，他早年致力攻读经史，钻研颇深。杨孚是史家公认的岭南第一位著书立说的学者，他的著作《异物志》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产专著，他的著作第一次对岭南的风物进行系统整理，称得上岭南文化的开拓者。他留下了多首诗歌，比如《丈草》：“丈草作酒，能成其味。以金买草，不言其贵。”　　到魏晋南北朝，广州地区最有名的诗人代表为黄野人、王叔之等。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黄野人，相传葛洪弟子，共仙去，留丹柱石间，野人服之。居罗浮为地行仙，往往与人相遇，或为黄冠，或儒者，或为溪翁、山妇，或牛，或犬，或鸟，或大蝴蝶。凡山中所有物，皆能见之。”其诗作《飞云峰》：“云来万岭动，云去天一色。长笑两三声，空山秋月白。”为世人所传颂。　　隋唐：云山珠水，尽入诗怀　　隋唐时期，此时的广州诗歌“辞生奇丽”，出现了历史性的高峰，比如出现了张九龄、陈政、陈集原、陈元光等著名诗人。《全粤诗》序中说：“迨唐代张曲江开文献之宗，举风雅之旗，接中土之天声，揽岭表之芳润。于是云山珠水，尽入诗怀，雁声渔火，都成雅调。”　　“广州”一共在《全唐诗》出现8次，“广州”源于东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东吴孙权将交州以合浦为界，分拆为交州、广州两部分，这是“广州”的地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番禺”一共在《全唐诗》出现11次。“番禺”始建于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以广州市区内的番山、禺山得名，有2200多年的历史。　　隋朝，活跃于广州周边，最有名的诗人当是苏玄朗，他的很多文字记录都与罗浮山有关。　　唐开元尚书丞相张九龄(678-740)，被誉为“岭南诗歌第一人”。长安年间进士。其诗风清淡，有《曲江集》。他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他的五言古诗，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袭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张九龄画像　　张九龄写了多首关于广州的作品,在他的笔下，“海郡雄蛮落，津亭壮越台。城隅百雉映，水曲万家开。”盛唐时期的广州在张九龄笔下是雄、壮、开阔，是千家万户生机勃勃，这首诗记录了盛唐时期广州的景观，让一幅幅独特的岭南画卷展现在读者眼前。　　“江林多秀发，云日复相鲜。征路那逢此，春心益渺然。”诗句写的则是广州江边津亭畔的秀美景色。大约是张九龄辞职居家期间与好友同游广州时所作。晚风悠悠，云霞移幻，江畔风景优美，诗人与友人沉醉在广州春江的美景中。　　在唐代，近两百名谪宦文人来到岭南，岭南便是他们的文学重生地。其中非常著名的有韩愈等，面对美丽丰饶的岭南，他们心境各异，除了留下诗词名篇，还有许多传奇故事，为广州的诗词发展与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　　宋元：苏轼留下千古名篇　　说到广州诗词的历史，不得不说到宋代大家苏轼，他在广州留下了多首名篇。其中有一篇关于白云山，那是一个秋日，名满天下的苏学士到了广州白云山蒲涧寺，留下“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的诗句。苏东坡 白云山雕塑　　值得一说的是，苏轼与广州知州王古的书信还“揭秘”了一段古：原来自来水千年前就有了，地点在广州白云山，设计者为苏东坡。　　当年，王古曾在信中说，城内深井多为富户所有，百姓只能勉强饮用珠江水，缺乏清洁水源，疾病的控制难上加难。苏东坡回信两封，建议用竹管从白云山引水到市区，施工时在每根竹管上钻一个小孔，塞上绿豆，然后用竹钉封上，这样一旦竹管堵塞，很容易就能查出具体的堵塞部位。就这样，在“苏王”二人的努力下，一千年前的广州人第一次喝上了“自来水”。　　早在南宋理宗时，崔与之(增城人,曾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和李昴英(番禺人,曾任吏都侍郎)归隐于广州时，已有不少诗词酬唱了。明万历年间，刘介龄曾把他们的诗词刻于白云山上。　　南宋时期，广州周边比较有名的诗人为蔡蒙吉，12岁中进士，被时人誉为“神童进士”，其祖父蔡若霖、父亲蔡定夫均为进士，因此当地有蔡府“一门三进士”之佳话。公元1276年，蔡蒙吉率孤军与元军作战，城陷被俘，英勇不屈从容就义，年仅32岁。　　另外，文天祥在广东五坡岭与元军激战时被俘虏了，囚禁在战船上。路过零丁洋时，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过零丁洋》。　　元末明初，青年诗人孙蕡、王佐与十多位诗友结社于广州南园抗风轩（今中山图书馆南馆），是为“南园诗社”。孙蕡、王佐、赵介、李德、黄哲五人成就最高，被称为“南园五子”。南园五子延续了张九龄以来的雄直诗风，内容上有鲜明的岭南地域特色，对后代有着深刻的影响。　　“南园诗社”的出现，代表着岭南诗派新高潮的开始。　　今天，在广州中心城区，文德路南段以东、文德东路和聚仁坊以北、德政中路南段以西、旧玉带濠以南一带地域，商铺连片，车水马龙。人们大概很少想到，这一带是著名园林南园的故址所在，又是岭南诗坛上历史最悠久的“南园诗社”的诞生地，在广州文化史上声名显赫。　　明清：岭南诗派繁盛　　历史的车轮走进明清，此时的广州诗词创作陆续涌现出“岭南三大家”、后南园诗社“南园十二子”等。正所谓：“南园五子，名噪于前，清代岭南三家，振响于后。”岭南诗派繁盛了数百年。　　明末崇祯年间，黎遂球、陈子壮等牵头重结南园诗社，人称“南园十二子”。到晚清光绪年间，梁鼎芬、黄节等8人领头，再在南园抗风轩重结南园诗社，与会者一百多人，成为广州诗坛盛事，人称“后南园诗社”。如今，南园抗风轩已经不复存在，历史考究其地理位置在现在的广州越秀区珠光行政街道。珠光街在抗风轩旧址附近建起历史纪念建筑，有南园五子塑像墙、抗风轩小亭、诗词作品墙，虽然不是历史原貌，却记录了广州诗社雅集的这段历史。　　屈大均、陈恭尹和梁佩兰是清代初年岭南著名诗人，他们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被誉为“岭南三大家”。　　屈大均(1630~1696)曾削发为僧，后还俗，又北上游历，“险阻艰难，备尝其苦”，诗歌是其心灵历程的写照。他以屈原后代自居，学屈原和《离骚》，兼学李白、杜甫，诗歌奔放纵横，激荡昂扬，于雄壮中飞腾驰骋，豪气勃勃，“如万壑奔涛”，在诗界独树一帜。五律出色，“可比太白”。《旧京感怀》《过大梁作》《登罗浮绝顶》等诉说家国情怀，《梅花岭吊史相国墓》《哭顾宁人》《赠傅青主》等抒发仰慕忠节之情，大都抚时感世，缘事而发，尤其表现家国情怀的诗歌，可与顾炎武相比，如“万里丹心悬岭海，千年碧血照华夷”(《经紫罗山望拜文信国墓》)，“孤臣余草莽，匪石一心坚”(《咏管宁》)。屈大均画像　　屈大均的诗“以气骨胜”，豪宕而多苍凉悲慨之音，如《通州望海》:“狼山牧草满，鱼海暮云黄。日月相吞吐，乾坤自混茫。乘槎无汉使，鞭石有秦皇。万里扶桑客，何时返故乡?”凭吊沧海，想象奇伟，在雄健夭矫里寄寓故国之思，凄楚感怆，却也写出“超然独行”的豪迈气概。　　“岭南三大家”在清初文坛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当时他们各自都享有较高的声望，而梁佩兰则名列首位。　　传说梁佩兰之所以名列“岭南三大家”首位，也有缘由。康熙三十一年(1692)，有番禺诗僧王隼，编选梁佩兰及屈大均、陈恭尹之诗，命名为《岭南三大家诗录》。当时梁、屈、陈三人都是在世，如果就主题思想倾向、题材价值等社会效果而言，梁诗的深度、广度显然不及屈、陈。但屈、陈两人以布衣终老，而梁佩兰名驰京华、结识公卿，也许由于这些因素，梁佩兰位列两者之前，而书中收入其诗作最多。　　“岭南三大家”的称号一直为人们所公认，流传至今，仍有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更为广东诗风起了继往开来的推动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