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陵开放 再现南汉文化记忆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6月10日宣布：适逢康陵遗址考古发现20周年、广州考古70周年之际，康陵遗址全面完成本体保护与展示利用工程，自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10日）正式向公众开放。　　康陵遗址位于南汉二陵博物馆西侧康陵路，从博物馆南门步行5分钟可达。如今，公众既可以在博物馆通过文物展览欣赏1000多年前五代南汉的历史画卷，也可以在康陵遗址本体驻足参观，领略当时的王陵布局和建筑文化。　　南汉为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之一。康陵为南汉开国皇帝高祖刘岩的陵墓。这是广州继南越文王（赵眜）墓之后，第二座向公众开放的王陵。康陵遗址从2003年6月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2016年1月启动本体保护与展示工程，2023年6月10日展示开放，是广州考古人二十年如一日，接续奋斗的成果，是文物部门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利用实践中创新探索的典型案例。图为康陵开放现场，观众可通过广州考古、南汉二陵博物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每天限流预约1000人）　　五代十国时期唯一布局完整的陵园建筑基址　　南汉康陵位于番禺区小谷围岛北亭村大香山南坡，北与青岗德陵，也就是南汉烈宗刘隐的陵墓相距800米，于2003年至2004年发掘，是我国考古发掘揭露的五代十国时期唯一布局完整的陵园建筑基址。　　2003年3月至2004年10月，配合广州大学城建设工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小谷围岛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其中，五代南汉德陵和康陵的发现是此次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成果，它们分别位于北亭村的青岗（现华南师范大学校园内）和大香山。康陵与德陵（刘岩兄刘隐之墓）并称南汉二陵，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列为广东省首批大遗址项目。　　此次向公众开放的康陵，由陵墓（玄宫）及地上建筑（陵台），四周的围垣（神墙）、角阙和陵门，以及陵门南面的廊式建筑三大部分组成，坐北朝南，整个陵园范围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约80米，南北高差达15米。　　　　陵墓位于陵园中部偏北，由地下的墓室和地上的陵台两部分组成，墓室被多次盗扰，前后有北宋至明清时期的盗洞7个。墓室内长10.65米、宽3.16米，内顶高3.28米，分甬道、前室、中室和后室。墓壁用厚大素面青灰砖错缝结砌，厚1.5米：项为四重券拱，厚达1.45米。墓壁和券顶的砖缝间均用灰浆粘接，结构颇为坚固。前室近甬道处立哀册文碑一通，保存完好。碑石为青灰色，表面平滑，侧边刻缠枝蔓草纹，中央浅划线状方格，格内楷书志文，共1062字，自铭为“康陵”。墓室曾多次被盗，劫后余存的完整器物很少，多为残片，主要出土于盗洞填土和中后室，有瓷、釉陶、陶、玻璃、铜、银、铁、石、玉器等几大类，以瓷器、釉陶器和玻璃器数量最多。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在《南汉康陵的陵寝制度》中指出，康陵陵墓位于陵园正中偏北，由地下的地宫和地上的陵台组成，周围环绕有散水和排水沟；陵墓四周围护有神墙，神墙南部正中建有神门，四隅建有双角阙，南神墙外侧还有一排廊式建筑，其南侧推测可能还有神道或石狮、望柱等。与唐宋皇陵以及唐陵中“号墓为陵”的陪葬墓相比，形制上是大同小异，应该是基本遵从了自汉以来的陵寝制度，但与后者的皇陵相比规模则小得多，建制也简化了许多，也带有一些时代和地域的特点。　　书中还提出这样的疑问：康陵的“圆形方座陵台改变了汉唐封土以方为贵的传统，封土刷灰粉饰的做法为宋代皇陵所继承，陵前的廊式建筑则为唐宋皇陵所不见。尤其是方座陵台上的覆钵状包砖封土丘，是否与印度建筑中的窣堵波有关？”　　总之，小谷围岛上的这“南汉二陵”是五代南汉国的标志性史迹，其营建形式特别，圆丘形陵台形制独特，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为我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例。康陵哀册文是目前年代最早的哀册文碑石，其内容有的可与南汉史及广州现存的南汉遗迹相印证。　　广州确认四座历代王陵 其中南汉有三座　　今年是广州考古70周年。1953年以来，广州地区发掘历史时期古墓葬数千座，当中可以确认的有4座为封建地方政权的王陵，其余均为不同历史时期的臣民墓葬。　　历史上以广州为都城的曾经有三个小王朝——南越国、南汉国和南明政权。南越国历五主，93年，分别是赵佗、赵眜、赵婴齐、赵兴、赵建德；南汉国包括刘隐在内共三世五主，67年，分别是刘隐、刘岩、刘玢、刘晟、刘鋹；南明政权仅存在40余天，在今越秀公园留存有“绍武君臣冢”史迹。　　目前广州确认发现的4座王陵，分别是：　　南越文王赵眜墓，位于解放北路，1983年发掘；　　南汉烈宗刘隐德陵，位于番禺小谷围岛（广州大学城）北亭村，2003年发掘；　　南汉高祖刘岩康陵，位于番禺小谷围岛（广州大学城）北亭村，2003一2004年发掘：　　南汉中宗刘晟昭陵，位于今广汕三路附近，1954年发掘。　　四座王陵当中，南越文王墓如今已经成为广州最热门的文博“打卡点”之一，公众对之相对熟悉，其代表文物如“文帝行玺”金印、虎节、角形玉杯、龙凤纹重环玉佩等，也已经“出圈”成为许多人所知的著名文化IP。但相对而言，南汉时期的三座王陵，由于之前没有向公众开放，所以知晓度不高。　　那么除康陵外，另外两座王陵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呢？　　南汉德陵位于番禺区小谷围岛北亭村青岗北坡。2003年发掘。竖穴土圹砖室券顶结构，坐南朝北，墓圹长26.47米、宽3.4——5.82米，前部有平坡式墓道，未见墓上建筑痕迹。墓室分前室、后室，前室前部有砖砌封门。该墓在明清的地方史志中已有记载，遭严重破坏，墓室内的陪葬器物无存，后壁及两侧壁龛均遭破坏，铺底砖全被撬起。墓道南端紧贴封门处用单砖东西向叠砌三层作为器物箱，南北宽1.53米、东西长3.21米，内置青瓷罐190件，釉陶罐82件，共计272件。器物摆放东西呈列，南北呈行，整齐有序，应是当时“墓前设奠”之遗留。德陵很早就被人们发现，但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刘岩墓康陵，当地老百姓称其为“刘皇冢”或“刘王冢”。　　德陵墓道器物箱出土一批青瓷罐，是五代青瓷的珍品。其中素胎无釉的木瓜、菠萝、香蕉、马蹄、茨菰、桃、柿等象生祭品，是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一批蔬果类象生陶瓷制品，可为中国陶瓷史增添重要的一笔。此外，德陵出土的外国玻璃制品对研究古代玻璃和对外贸易交通也具有重要价值。　　南汉昭陵，西南距广州古城约20公里。1954年发掘。墓地三面环山，墓葬坐落在北面山峰的南麓。墓前原有石马、石象等。墓室全长11.64米，内分前室、过道和主室。过道以单砖砌墙，铺长方形水成岩大石一方。主室比过道低，前部有承柱以支撑券拱，券拱顶外全部铺砖，现存最厚达7层。残存随葬器物以陶瓷器居多。少数墓砖表面或侧面有“乾和十六年四口兴宁军口”等文字，根据“乾和十六年……”文字砖和该慕规格，断定此墓为南汉中宗刘晟的昭陵。　　历史记载中的康陵富有传奇色彩　　有关康陵，历史记载很多，有一些还很有传奇的色彩。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载：“刘龑墓，在番禺东二十里，其地有南亭、北亭。海潮围绕，中不过十余里。墓在北亭洲旁，疑即昌华苑地也。崇祯九年秋，洲间有雷出，奋而成穴。一田父见之，投以石，空空有声，乃内一雄鸡，其中夜尽闻鸡鸣。于是率子弟以入，堂宇豁然，珠帘半垂，左右金案玉几备列。有金人十二，举之各重十五六斤；中二金像冕而坐，若王者与后，重各五六十斤；旁有学士十八，以白银为之；地皆金蚕珠贝所筑，旁有便房，当窗宝镜大径三尺，光烛如白日；宝砚一，砚池中有玉鱼，能游动；碧玉盘一，以水满注其中，有二金鱼影浮出；他珍异甚众。田父先持镜归，光动邻舍，亟碎之，有一珠人夜辄作怪状，惧而弃之。于是邻人觉而争往，遂白邑令，令亟临其地视搜发，令得玉枕一，金人四以归……”这段文中讲到明朝崇祯年间一田父偶入刘龑墓的经历，里面充满奇珍异宝，甚至还有能游动的玉鱼，宛如神话中的场景一般。　　张强禄梳理了历史文献中对康陵的记载，发现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羊城古钞》，清同治版《番禺县志》，以及《南汉金石志》等古籍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估计源于同一版本，“推测康陵被盗之后不久，即有人抄录过康陵哀册文碑上的主要内容，但自清以来，并未有人再次进入康陵墓室抄录或拓印碑文，屈大均本人可能都没有真正进入墓室考证碑文。”　　历史链接　　南汉国简史　　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岭南的一个王朝。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后梁建立，岭南东道观察使、清海军节都使刘隐以拥戴功加检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又兼静海节都使、安南度护。乾化元年（911年）刘隐卒，其弟刘岩（初名岩，更名陟，复名岩，改名龚，终名龑）代为清海军节度使。后梁贞明元年（915年）刘岩表求加四邻都统，封南越王，梁末帝拒绝，刘岩自立为南越王。　　贞明三年（917年）十一月一日，刘岩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建元乾亨，改广州为兴王府。翌年（918年）改国号汉，史称南汉。刘岩在位26年，于南汉大有十五年（942年）卒，其子殇帝刘玢即位，一年后（943年）被弟刘晟所杀，刘晟在位16年，庙号中宗。后主刘鋹于大宝元年（958年）即位，在位14年，到宋开宝八年（971年）宋兵入广州，刘鋹降宋，南汉亡，由是南汉前后经历了55年的时间，算是五代十国当中存在时间比较长的一个王朝。　　（据张强禄《史料记载中的南汉德陵与康陵》）　　延伸阅读　　“1+N”多元参与模式　　从康陵开放看广州文物保护利用　　康陵的发掘与保护利用，是广州推动文物保护利用的重要实践　　2016年1月，康陵遗址保护利用工程启动。工程严格遵循文物保护原则，采取了保护性回填地表标识、本体加固揭露展示、上盖保护性设施等多种手段，使其免受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康陵遗址保护利用工程有效维护了文化遗产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的延续性。　　在完成康陵遗址文物本体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深入挖掘康陵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利用康陵陵台保护上盖内有限的空间展示康陵遗址的文化内涵，用“祭坛？陵墓！”“岛上时光”“迁神”三个板块讲述康陵的故事。　　康陵遗址与南汉二陵博物馆常设展览“汉风唐韵——五代南汉历史与文化”交相辉映，为公众全方位呈现南汉历史往事与文化记忆。　　康陵的发掘与保护利用，是广州推动文物保护利用的又一重要实践。　　近年来，广州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方针，让越来越多的文物真正成为公众的文化财富。　　广州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利用典型案例展现多元探索　　同时，广州在推动文物保护利用方面还有更多更丰富的探索。如日前，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的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广州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利用典型案例暨文创产品推介活动”，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五仙门电厂旧址）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广州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利用典型案例”名单，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活化利用项目、黄埔区文化遗产检察官制度等17个案例入选。南汉二陵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百变鸮小”IP主题文创、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家祠文创”等5家文博单位的文创产品获推介。　　记者现场了解到，广州在坚持保护为先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多种文物不同的活化利用模式，将文物保护利用与城市更新、旧城保护、乡村振兴相结合。　　多处旧建筑因及时有效的修缮保护而延续了文化生命，如越秀区五仙门发电厂旧址修缮提升与活化利用、海珠区邓氏宗祠附祠修缮及活化利用、荔湾区斗姥宫修缮及开放利用、增城区中新镇岗埔围垄屋修缮工程、黄埔区菊圃祖祠修缮工程等。　　制度建设和模式探索方面的进展也很亮眼，如黄埔区在省内首创的“文化遗产检察官”制度、禺南武工队旧址活化利用、沙湾三稔厅活化利用、锦纶会馆丝织业文化展览馆、南沙横档炮台税史教育基地等，都堪称典范。　　社会共建“文物+”融合发展，让文物“活”起来　　广州还通过社会共建让文物“活”起来。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文物保护与城市更新、旧城保护有机结合，逵园、李小龙祖居、万木草堂、杨匏安旧居、柏园、庐江书院等一大批不可移动文物得到活化利用。　　将挖掘文物内涵、实施文物活化作为推动乡村文化传承、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在黄埔文冲村、番禺沙湾、大岭村、增城瓜岭村、邓村石屋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大力推动“文物+”融合发展，将南越国史迹、莲花山、陈家祠、南海神庙、黄埔军校、永庆坊等文物古迹申报为各层次A级旅游景区。　　打造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游径，其中海上丝绸之路等12条游径入选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　　利用信息化手段，实施不可移动文物导览项目，全市700多个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都制作安装了二维码，实现全城文物可阅读。　　广州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基于各种文物的客观条件，广州逐步构建起文物活化利用“1+N”多元参与模式，1为政府的主导、统筹、引导，N为企业、个人、专业机构等，“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