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蓄融四海 不辞长作广州人从先秦直到现代的数次移民大潮构建起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核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人之有祖，亦犹是焉。”广州人从哪里来？自先秦时期赵佗率数十万秦军翻越南岭，扎根南粤大地之后，广州便成了一座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这在安土重迁的文化环境中非常罕见。两千多年来，无论是从北方南下以求一处安身之地的贵族，还是因躲避战事而来的百姓，无论是前来经商谋生的外商，还是试图有更大作为的“蕃客”，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广州始终以包容的胸怀，吸引了无数人汇聚于此，在中国大陆的南端成就了这一座“海阔天空之城”，也塑造了它的独特气质。　　秦汉·赵佗和辑百越，中原人始南迁　　汉人习越语 越人用汉字 文化初融合 包容成底色　　金秋十月，在素有“羊城祖庙”之称的五仙观西侧，南粤先贤馆犹如一本浓缩广州历史的教科书，吸引了不少前来打卡的市民。走进南粤先贤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南越王赵佗雕像，只见他手捧稻穗、乘辇入城，身后跟随着将士。车辚辚，马萧萧，战旗猎猎，让人恍若穿越到那场改变岭南命运的战争。　　赵佗任用越人参政，传播中原文化　　从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原住民便生于斯，长于斯，耕耘树艺，渔海樵山。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中原征伐不已，但广州有五岭屏障，未受其影响。战国后期，海内外商贾咸集，声名远播中原。司马迁的《史记》写道：“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南征百越，以屠睢为将，大军浩浩荡荡剑指岭南。越人虽然武器装备不及秦军，但都是训练有素的渔猎高手，使用游击战术，令秦军疲于奔命两年，连主帅屠睢也丧命于箭下。　　之后，秦始皇动用十万军工，开凿灵渠，使长江的船只得以由湘江过灵渠，入漓江、桂江，再转入西江，顺流东下，直达古番禺。水路的开通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保障了秦军的后勤补给。秦军改以任嚣、赵佗为主帅，大举南下。经过“三年不解甲弛弩”的苦战，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岭南终于正式划入大秦版图，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公元前204年，南海郡尉赵佗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据有岭南（今广东、广西大部、越南北部），建立了疆土“东西万余里”的南越国，定都古番禺。　　赵佗认识到，对于新建的外来政权而言，南下的秦军和移民与当地原住居民的融合，是维持长治久安的关键。他决定“和辑百越”，在位期间致力于保境安民，推行秦汉政制，尊重越人习俗，带头与越人之大族——吕氏家族联姻，任用越人参政，传播中原文化，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他还在汉高祖、汉文帝年代两次归顺汉朝，维护国家统一大业，岭南出现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局面。　　中原先进农业技术改进岭南农耕模式　　南下的数十万军民，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赵佗帐下的河北正定老乡冼汭是一位武艺高超的游侠，作为开国功臣，也由此定居岭南。《岭南冼氏族谱》中称冼汭为入粤之始祖，冼氏在秦末动乱中招纳部曲，发展私兵，终成岭南大族。　　自秦始皇之后，秦汉两朝对岭南进行了长期、大规模的同化工作。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迁移了大量汉人南下，其中不仅有普通商贾农民，还有军事人口和行政官员。　　历史上，移民和原住民往往会因生存空间的争夺而产生争端，但这种现象为何在广州早期的移民历史中并没有出现？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百越部落主要依靠渔猎为生，南下的中原人带来了更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改进了岭南的农耕模式。“由于汉越联姻混血的推行，汉人渐习越语，越人也用汉字，中原的生产技术，如铜铁冶炼、建筑造船、牛耕水利等也逐渐推广开来。”学者李开元写道。原住民和新迁移来的汉人的合作多于冲突矛盾，这也是后来广州本土文化包容开放底色的最早源头。　　魏晋南北朝·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　　晋将被陈姓族群奉为始祖 冼夫人保境安民获千年敬仰　　西晋末年发生“八王之乱”，东晋时又发生“五胡乱华”，北方士族为了躲避战乱，开始集体南迁。这次史称“衣冠南渡”的历史事件，深远地影响了中华大地的文化分布和人口结构。　　此时迁居到岭南的北方望族，有陈氏、阮氏、冯氏等。东晋元兴三年（404年）建国大将军陈元德的牌位如今还被供奉在番禺石楼镇陈氏宗祠内。据史载，陈元德因刘裕篡位而弃官携眷南逃至广东番禺宁仁里（今番禺南村镇坑头村）定居，被广州乃至珠三角众多陈姓族群奉为始祖。　　陈元德的后代繁衍至今，已发展成为当今广州一大氏族，除坑头村外，石楼、赤岗、大岭、练溪、梅山诸乡陈姓，都是他的后裔。　　在南粤先贤馆56位先贤中，英姿飒爽的冼夫人是唯一的女性，被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　　到了南北朝时期，冼姓在岭南成为第一望族。广东的冼氏本家分出了两支：一支是在广州的南海冼氏，另一支是居住在高州的高凉冼氏。南朝，高凉州刺史冼挺之妹冼英嫁给高凉太守冯宝，公元548年，冼夫人支持高要太守陈霸先，一同起兵讨伐侯景叛乱，并建立陈朝。公元570年，广州刺史欧阳纥反陈，并诱捕冼夫人的儿子冯仆。冼夫人出兵平叛了此次谋反，以两代忠贞不负国家的义举为立身之本。陈朝亡后，隋文帝遣总管韦洸宣抚岭南，冼夫人派孙子冯魂率众迎入广州，岭南遂归入隋朝。公元591年，冼夫人派孙子冯盎平定番禺越族首领王仲宣叛乱，解广州之围。　　冼夫人历经梁、陈、隋三朝，一生向化中原，安抚百姓，使岭南安定繁荣达半个世纪，因功勋卓著，被隋文帝册封为谯国夫人，被百姓尊奉为“岭南圣母”。　　经历千余年的历史沉淀，至今岭南地区的百姓对冼夫人十分敬仰，形成“爱国爱家、勇敢坚强、扶危济困”的冼夫人文化。随着华人的足迹远至东南亚各国，今天南洋多地还有冼夫人庙。　　宋代·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　　移民聚族而居融入本地  岭南教化渐开人文渐盛　　唐元和年间，张九龄开凿梅关古道，使之成为沟通南北军事、政治、经济的最便捷、成本最低的古代“高速公路”，也成了此后历代中原、江南向岭南移民的最便捷通道。不过，直到北宋，广东人口仍然稀少，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时，广东人口才增加到78万人。而珠江三角洲当时还未形成，初露水面的沙洲常被洪水或咸潮淹浸，不利于耕种。南宋以后，中原人越过大庾岭在珠玑巷暂时落脚后，南下珠江三角洲，开村居住，其中一部分人来到广州。这场从珠玑巷大规模移民珠三角的人口流动，持续时间长达200多年，从北宋末年一直持续到元朝。　　根据文献家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所述，现在珠三角广府人的211个氏族中有191个来自南雄，且大多数是在南宋时期流入的。这些“新移民”正是看中了被珠江冲积而成的肥沃平原和滔滔珠江水。宋代移民在这里围田3万多顷，供养了近20万户人家，这个数字是唐朝时的近5倍。今天被称为广东“聚宝盆”的珠江三角洲，便是由他们所开拓，也是广东省大开发的开始。　　广州诸多古村始于宋代　　据历史地理学家曾昭璇、曾宪珊统计，南宋时广州一带的原住居民和迁入居民之比已经达到了44：56。移民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越了广东原住人口（包括百越人后代、秦汉以来的汉人移民）的数量。　　迁徙而来的人们携来了中原文化，韩愈、苏轼、包拯、周敦颐、文天祥等文化名人对促进文明有着更大贡献。900多年前，宋代文豪苏东坡被贬岭南，越过梅关古道，来到广州，游览了白云山蒲涧、扶胥镇的南海神庙。他与道士谈古论今于天庆观（位于今中山六路一带），邀约友人把盏欢谈。其孙苏绍箕后来为避乱，举家迁居至广州五眼桥一带，现在广州东圃镇车陂村几乎都姓苏。　　受着丰厚的中原文化滋养，宋代以来，广东文风大开，诞生了不少殿堂级的人物，以文采风流与刚正清廉著称。南宋名臣、广州增城人崔与之晚年居住广州，创立岭南第一个学术流派“菊坡学派”。崔与之门生李昴英是广东历史上第一个探花，在平定摧锋军叛乱一役中展现非凡勇气，用绳子把自己吊下城，与叛军谈判……在文化史上，他们展示着岭南文人胸襟高旷、学养纯厚和意趣洒脱的一面。　　每一支迁徙而来的家族就像一粒顽强的种子，逐渐长成参天大树。位于南沙区黄阁镇莲溪村的麦氏大宗祠就由黄阁麦氏供奉的开村先祖麦必达所建。据《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记载，麦氏大宗祠始建于宋代，据此推算，已有近900年历史，被认为是广州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宗族祠堂。位于从化的钱岗古村也有800多年历史，其最早居民是南宋左丞相陆秀夫的后裔，由珠玑古巷迁徙而来。清末番禺四大望族中的员岗崔氏、沙湾何氏和南村邬氏也是宋代迁居至此聚族，后逐步发展成一方乡豪。　　宋代外商加封大将军　　随着南迁而来的中原人逐渐成为广州的本地居民，古广州移民的构成也逐渐更丰富多元起来。　　中原移民带来了成熟的农耕技术，但广州人并没有接受“重农抑商”的保守观念，从汉代就有了海上贸易，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是通达波斯湾。久而久之，光塔附近形成十余万外商聚居的居住区，唐朝政府为此专门设立“蕃坊”， 大唐用开放包容的姿态欢迎外商，广州富足的生活也让客商流连忘返，其中有著名人物阿拉伯人李彦升。他幼年随长辈的商船队来到广州，爱上中国文化，学识丰富，还在唐宣宗年间中了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阿拉伯进士，遂成一段美谈佳话。　　宋代也有不少外国人在广州与本地人通婚生子的记载。有一个名叫辛押陀罗的蕃商旅居广州数十年，不但担任蕃坊首脑（俗称蕃长）多年，还被加封归德将军。这位归德将军平素穿着长袍，戴着官帽，一口流利汉语。赚了大钱之后，辛押陀罗还在广州为外商子弟捐建国际学校（当时叫蕃学），做了不少善事。宋神宗熙宁年间，广州第一家专门招收外商子弟的国际学校正式“开张”。“蕃学”就设在广府学宫内，既教授中华文化，也有以诸外商本国语言开设的课程，算得上是最早的双语教学。　　明清·明代始有“广府人”之称 本地人文璀璨名人辈出　　　　陈氏成广东最大姓氏 高第街许氏名人辈出　　元明时期，战乱频仍，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再次掀起了南雄珠玑巷人南迁的移民潮，这些移民进一步充实了珠江三角洲。与此同时，随着明初地方行政改“路”为“府”， “广府”渐渐成了民系之称。高第街“许地”曾名人辈出　　“广府人”之称承载移民后裔记忆　　“广府人”之称始于明代，指的就是这些保留着独特文化记忆与民风民俗的移民后裔。在南粤先贤馆里，从明朝起本地文化巨匠星光熠熠：丘睿，岭南大儒，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陈献章，理学家、教育家，一生致力授徒著述，开创理学“岭南学派”；湛若水，理学家、教育家，追随陈献章钻研心性之学，创建数十所书院，弟子数千人；屈大均，明末清初诗人学者，与陈恭尹、梁佩兰合称“清初岭南诗坛三大家”。　　清兵入关，居住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人口又纷纷南迁。到鸦片战争前夕，广州的人口已达百万以上。太平天国、民国、抗战时期，战乱席卷大半个中国，江浙、闽、两湖百姓又陆续迁入广东。南迁的“新广州人”不断发现，这里商业兴盛，让人更加务实；对外贸易让人更富有远见和冒险精神；崇尚儒家让人知仁行义，生命力格外强大。　　所谓“天下李，广东陈”，广东是陈姓聚居点。番禺石楼镇的陈氏宗祠门楣上的“善世堂”三字（寓意陈家“为善于世”）由抗倭名将戚继光题写，因而名扬四海。清光绪年间，陈氏更成为广东最大的姓氏。1888年，陈昌朝、陈宗询、陈兰彬（清政府第一任驻美公使）、陈伯陶（暨南大学创始人之一）等48位广东陈氏乡绅名流联名邀请全省72县陈姓宗族共商建祠事宜，可见人丁兴旺。　　“许地”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　　陈氏虽是第一大姓氏，晚清号称“广州第一家族”的却是北京街的高第街许氏。据许氏族谱所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汕头沟南村民许永名来到广州经商谋生。许永名长子许拜庭因出资组织剿灭海盗而被清廷封赏，后斥资在高第街购买屋宇，被后人称为“许地”。　　发迹后的许拜庭以“高第”之名鼓励子弟习儒入仕，特选高第街作为家族定居地，其长子许祥光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高中进士。许祥光还是广州抗英运动领导者之一。1849年，英军坚船利炮闯入珠江港口，许祥光联合广州爱国士绅，号召城内外居民，很快征得团丁10.7万人，集中从事军训。许祥光带头捐献白银6万两，劝集捐款40余万两，购买枪械、粮饷，日夜守城。许祥光还以粤绅名义正式致函英军，陈说利害。“香港总督”英军司令文翰不得已在洋行门前贴出布告：“严禁英人入城”。　　此后200多年间，高第街“许地”名人辈出：浙江巡抚许应鑅、满清政府一品大员许应骙、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三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教育家许崇清、鲁迅夫人许广平……历史传记《千秋家国梦》作者伊妮认为“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并不比人们耳熟能详的宋氏宗族逊色，甚至可以说，他们影响历史的时间更长”。　　一代代“新广州人”习儒入仕、经商谋生。不拘一格的务实、不守一隅的进取形成广府人的鲜明特色。这里不断涌现出举世闻名、对后世影响深远之人。近代，广州最早接受先进工业文明的洗礼，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这里发出震惊中国的声音，为中华文明的兴盛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当代·全国人口流入第一城 多次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每两个广州常住人口中 就有一个是“新广州人”　　近日，杭州亚运会盛大落幕。在观看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人们也不禁追忆起当年广州亚运会的盛况。　　家在珠江边的康云说，他永远也忘不了2010年11月12日当晚广州亚运会开幕时的举城狂欢。当晚11点，靠近海心沙的广州大道和花城大道挤满了人。十一月的广州秋意渐起，但每张脸上都是激动的汗水，“那晚的场景，让我这个外来人对广州有了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　　像康云这样对这座城市深怀情感认同的“新广州人”恒河沙数。今年2月以来，“广州人多”的词条屡次飙上热搜，广州因位居全国人口热门迁入城市之首而颇引公众关注。　　据广州市统计局数据，2022年年末，广州常住人口为1873.41万，户籍人口1034.91万，也就是说，每两个广州常住人口中，就有一个“新广州人”，其中又有近半数来自广东省外。此外，广州近年来地铁客流强度、单个高铁站客流量都居于全国前列，流动人口不断涌入并安居乐业，显示了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强大吸引力。　　“广州既适合生活，也适合打拼。”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广州工作的康云这样说。广州在全国第一个开放劳动力市场，开放包容的人才政策吸引“广漂”在此扎根。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出台各种政策吸纳人才，在这种情况下，连续多年仍能保持人口高增长的城市，恰恰证明其具备吸纳外来人口的强劲吸引力。“广州经济、教育、医疗、交通和生态环境的综合实力日新月异，在人口流动大潮中极具吸引力，这也是广州近十几年来人口增速明显的根本原因。”中国人口学会人口统计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王军说。　　如果将统计时间再拉长，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掀起了广州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移民浪潮。与古人不同的是，这次人们不是为了躲避战乱，而是主动迁徙，寻求更好的发展。“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初期，这句口号风靡全国，吸引成千上万年轻人南下广州。1980年，“春运”一词首次见诸报端，由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广州火车站至今还是中国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1982年，广州市外来人口数量为8万多，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55%；到1990年，这个数字就已经翻了7倍。此后广州的外来移民数量节节攀升，到2016年外来常住人口数量已达到630多万，占城市常住人口的45%左右。　　强大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接全球的枢纽网络、开放包容的商住环境，吸引新移民源源不断而来。广州有内地第一家现代购物中心、第一家自选超级市场、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第一个扬手即停出租车公司等无数个“第一”。1995年，24岁的青年丁磊从宁波来到广州，创办网易；8年后，他成为全国首富。他曾说：“我在广州的城中村住过，从零起步，广东包容我、接纳我，给我机会。” 2010年，坦桑尼亚商人塔米姆来到广州。13年后，他已成为一家货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并被选为广州坦桑尼亚商会主席。　　正是因为这种不论出身、放胆追求的务实精神，这座古老的移民城市才得以永葆活力。　　“这座城，让所有人变成广州人”　　中山大学教授黄天骥在《岭南新语》中用“淡定”和“生猛”两个词来形容广州人，一方面是广州人懂得善待自己、享受生活；另一方面是广州人生活节奏很快，头脑灵活，敢为天下先。　　但凡你在这里住上一年半载，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自由开放气质持续孕育着以人为本的根本气度，敢为人先的劲头与坚固的公民精神从来不曾褪淡。在广州，你能看到高楼大厦，亦能看到骑楼小巷；能看到星级餐厅，亦能看到深夜大排档。“新广州人”康云早已养成了这些习惯：吃饭前涮碗、两指轻叩桌面以示“感谢斟茶”，喝凉茶、煲靓汤，用“咩野”表示疑问，用“大把”代替“很多”、 排队、让座、AA制……这一切，都呈现出广州这座城市两千多年来从未中断过的文化张力，她从容、淡定、开放、包容，还有着非常难得的“规则意识”。　　正是广州人的这种心态，广州的烟火气吸引着无数的外来者。在央视发起的经济生活大调查中，广州已多次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新移民”在这座城市不仅能找到发财的机会，更能得到接纳和尊重。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心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超大城市认同感调查报告》，广州在北上广津汉深渝七大城市中排名第一。　　“这座城，让所有人变成广州人。”文化学者江冰的一句感叹，道出真谛。　　人文地图　　越秀区　　西汉南越国宫署南越国宫署遗址，秦砖汉瓦诉说着岁月沧桑　　河北正定人、秦军大将赵佗建南越国，以古番禺为都城。据考古工作人员透露，当时的南越王宫面积达到40万平方米。宫殿区位于都城的西部，东部则是宫苑区。　　“许地”　　“许地”位于高第街北侧，北接玉带濠。自清乾隆年间起，这里为许氏聚居之地。从许氏家族众多名人的事迹中，人们可一窥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　　天河区　　车陂晴川苏公祠　　车陂晴川苏公祠位于天河车陂，始建于明代成化年间。《车陂村志》记载，苏绍箕（又称苏晴川）为苏东坡之孙，开族于顺德碧江、广州车陂，宗枝繁衍。　　白云区 　　南村周氏大宗祠白云区太和镇南村的周氏大宗祠　　白云南村周氏大宗祠坐落于白云区太和镇龙归南村。南村开村的周氏祖先为周敦颐第九代孙周仕龙、周遂禄。明末清初，周氏族人共同修建周氏大宗祠，祠堂坐北朝南，两祠合并，当地人称孖祠堂。　　从化区　　钱岗广裕祠　　钱岗广裕祠位于太平镇钱岗古村，是明代陆氏后人陆广裕等人为纪念陆贾、陆秀夫而建的家族祠堂，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钱岗古村最早居民是南宋左丞相陆秀夫的后裔，由珠玑古巷迁徙而来。从化钱岗古村内的广裕祠建于明朝永乐年间　　南沙区　　麦氏大宗祠　　麦氏大宗祠位于南沙区黄阁镇莲溪村，始建于宋代，已有近900年的历史，被认为是广州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宗族祠堂，莲溪村亦是广州著名古村落之一。　　番禺区　　沙湾何氏大宗祠（留耕堂）　　沙湾何氏大宗祠（留耕堂）是沙湾何氏宗族的始祖祠，始建时间可追溯至南宋德佑年间，数百年来屡毁屡建，现在的祠堂是在清康熙年间扩建而成的。　　员岗崔氏宗祠　　番禺员岗崔氏宗祠位于番禺区南村镇员岗村，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员岗村崔氏系南宋年间南迁至番禺，已有800多年历史。　　南村邬氏大宗祠　　番禺南村邬氏大宗祠，又称光大堂，建于晚清年间，是为纪念南村邬氏始祖邬大昕而倡建的。邬氏族人于宋咸淳年间迁居南村。　　石楼镇陈氏宗祠番禺石楼镇陈氏宗祠，俗称“善世堂”　　番禺石楼镇陈氏宗祠，始建于明代，因抗倭名将戚继光题写“善世堂”寓意陈家“为善于世”而名扬四海。清光绪年间，陈氏更成为广东最大的姓氏。　　步履回声　　公元前二O四年，秦将赵佗建立南越国，在今广州中山四路一带修建宫署。赵佗“和辑百越”，来自中原的士兵多与当地女子通婚。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大量汉人又迁移来此，中原与百越文化初步融合。　　西晋末年发生“八王之乱”，东晋时又发生“五胡乱华”，北方士族为了躲避战乱，开始集体南迁。此时迁居到岭南的北方望族有陈氏、阮氏、冯氏等。　　南宋年间，北方汉人越过大庾岭在珠玑巷暂时落脚后，南下珠江三角洲，开村居住，其中一部分人来到广州。这场从珠玑巷大规模移民至珠三角的人口流动，持续时间长达两百多年。　　元明时期，由于战乱频仍，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南雄珠玑巷人南迁的移民潮再次出现，这些移民进一步充实了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开放掀起了广州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移民浪潮。与历代古人南迁不同，这次人们不是为了躲避战乱，而是主动迁徙，寻求更好的发展。“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初期，这句口号风靡全国，吸引成千上万年轻人南下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