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罪”到“治理”

　　在花都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悄然运转，通过筛查“微信昵称”“作案地点”等关键词，成功锁定了一个操纵未成年人盗窃的犯罪团伙。在海珠区，电子大屏滚动播放的防盗宣传短片和“人防+物防+技防+心防”立体化防控网悄然为治安护航……

　　从个案办理到类案治理，从数据赋能到基层善治，一幕幕发生在你我身边的场景，成为大城之治的鲜明缩影。在过去一年里，广州检察机关持续深化犯罪治理工作，因地制宜结合本地情况和办案实际惩治突出犯罪，以检察履职促进构建防控体系，实现从治罪到治理的检察工作形态转型升级，为全国超大城市的犯罪治理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从“治已病”到“治未病” 坚持依法治罪和依法治理相结合

　　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人口高度密集、经济业态活跃、社会结构多元，司法办案案件数量常年高位运行。“办理了全省约六分之一的案件”是广州检察官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单”，更是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案件多发高发，也映射出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风险漏洞与薄弱环节。如何从源头入手促进犯罪态势的良性转变，将检察履职的末端处置与前端防范深度融合，让犯罪治理融入社会治理？这是长期课题。

　　近日，市检察院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犯罪治理态势正悄然发生变化。2025年，全市检察机关共批捕各类犯罪嫌疑人10544人、起诉18778人，同比分别下降6.6%、20.3%。

　　在案件总量下降的同时，犯罪案件比例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全市受理审查起诉排名前十的犯罪人数同比减少3471人、下降18.1%。

　　数据的变化佐证着广州犯罪治理成效。变化从何而来？数据之变昭示理念之变。“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犯罪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犯罪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健表示。

　　市检察院将犯罪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检察长每月听取犯罪治理工作专项报告，亲自部署、持续推进。全市两级检察院均组建犯罪治理工作专班，树立“办案并不是越多越好”的意识，坚持依法治罪和依法治理相结合，推动实现受理审查起诉案件数量和突出犯罪案件数量整体“双下降”。

　　变化还源于对犯罪规律的深入研究，准确把握入罪门槛，提升依法治罪精准度。在2025年，市检察院针对排名前十的犯罪，逐一开展类罪调研，全面研判犯罪总体态势、重点发案领域、犯罪新手段新特点等，形成分析报告29篇，为“一罪一策”综合施治奠定基础。

　　在精准把握犯罪规律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坚持宽严相济、因案施策。对于形式上符合刑法分则犯罪构成要件的案件，始终从社会危害性角度进行再次甄别与考量，坚决避免将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显著轻微的案件按犯罪处理。

　　如针对醉驾案件，市检察院制定《关于高质效办理醉驾案件的工作提示》等，明确细化了醉驾共犯、超标电动自行车等关键问题的认定标准，防止机械执法、简单办案，精准掌握追诉标准。针对轻微暴力、小额盗窃等显著轻微的案件，落实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与此同时，对于恶性犯罪，检察机关坚持严的一手不动摇，提前介入、强化研判、制定针对性措施。如，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以及职业惯犯作案、团伙作案、携带凶器作案、涉众型犯罪等社会危害性大的刑事犯罪，全链条从严打击，当捕即捕，能诉尽诉。市检察院还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作，对于严重犯罪以及团伙犯罪、累犯、惯犯、首要分子、骨干分子严打重判，更好地发挥刑罚的惩治与预防功能。

　　从“一双手”到“组合拳” 推动构建多元化治理新格局

　　“犯罪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每类犯罪、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我们要强化系统观念、精准意识、法治思维、基层导向，坚持依法治理、协同共治、精准治理。”在2025年全市检察机关犯罪治理研讨会上，张健表示。

　　广州检察机关深入研究超大城市犯罪治理规律，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检察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治理新格局，实现从单一司法办案向全方位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

　　纵向层面，广州检察机关推动构建了“市—区—街道”三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市检察院向市委、市人大专题报告犯罪治理工作动态，推动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醉驾治理等重点工作纳入平安广州建设考评体系。横向协同层面，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就案件管辖、证据标准、量刑建议等达成共识。针对各类犯罪特点，市检察院定期分析类案成因、制定对策，推动与相关职能部门成立跨部门治理专班，形成犯罪治理合力。

　　滕某某等人组织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盗窃、寻衅滋事等案件的办理便是协同“办个案、治类罪”的例证。花都区检察院依托大数据监督模型锁定以滕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并夯实了证据链条，证实该团伙长期组织未成年人盗窃电动车及电池，并对不服从者实施暴力控制，社会影响恶劣。最终法院对滕某某等人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至一年不等的刑罚。

　　在依法严惩组织者的同时，花都区检察院协同司法、行政部门与属地政府部门，对涉案未成年人实施分级干预和精准矫治，推动区委政法委牵头组建“一人一组”帮教小组，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落实帮教，并将拒不改正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接受教育。跨部门协同治理成效显著，全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立案数同比下降逾三成。

　　对涉罪人群的分类帮教也体现了犯罪治理的系统理念。对刑满释放人员，天河区检察院推动建立“技能培训+就业帮扶”机制，帮助有前科人员实现再就业。该区数据显示，参与帮扶计划的人员再犯罪率下降至4.3%。对智力障碍、精神疾病等特殊涉罪人群，检察机关推动建立“医疗机构+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精准矫治体系。如黄埔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轻度智力障碍未成年人涉罪案件时，联合残联、卫健部门制定个性化矫治方案，取得良好效果。

　　从“治一案”到“治一域” 强化源头治理

　　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不断总结犯罪治理方向、调整治理重点，通过检察建议、案情通报等形式助推相关部门强化源头治理。

　　越秀区城中村赌博轻罪治理便是典型案例。该区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城中村房屋有打麻将赌博现象，现场抓获多名参赌人员，其中蒋某某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移送检察机关起诉。经审查，蒋某某构成赌博罪，但赌博数额不大，考虑其主观恶性不深，且具有从宽情节，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建议公安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本案虽为轻罪案件，但反映出城中村地区社区治理存在盲区。越秀区检察院调查发现，辖区内部分出租屋存在流动人口登记不规范、房东监管责任缺失、基层日常巡查不到位等问题，麻将赌博窝点长期存在。该院依法向相关行政单位制发检察建议。相关单位迅速响应，完善城中村出租屋租赁信息登记，加大对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的巡查整治力度和物防布置，实现以案促治。

　　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检察机关仍未停下脚步，他们探索将“犯罪治理”模块加入案件审查报告，逐案分析犯罪规律、查找问题，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社会治理的升级。

　　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总结归纳珠江琶醍啤酒文化创意艺术区盗窃案件特点，制发检察建议，持续跟踪督促整改，推动该区域新增监控设备，加大保安巡逻密度，盗窃发案率同比下降21.5%。花都区检察院针对外来流动人员犯罪特点，向属地街道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建立来穗人员服务管理站、完善出租屋“楼长制”管理模式，从源头上减少犯罪诱因。2025年，全市检察机关共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145件，促进堵漏建制、源头预防，为建设法治广州、平安广州贡献检察智慧。